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切实加强全市文物工作，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切实加强文物工作，进一步发挥文物资源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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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是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
北京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七处、文物遗存三千余处、馆藏文物五百多万件，文物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城市布局独树一帜，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
加强文物保护，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本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文物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本市文物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
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进一步增强，文物保护基础工作不断夯实，资源状况基本摸清，保护经费和保护力量持续增长，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博物馆建设步伐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高，文物利用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文物拍卖市场管理逐步规范，文物对外交流合作日益扩大，文物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加强文物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全市文物工作。
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的矛盾日益显现，随着文物数量大幅度增加，文物保护的任务日益繁重，文物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
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法治观念有待提升，文物保护的配套法规体系尚需完善；
一些地方履行文物保护的责任不到位，法人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因自然和人为因素遭到破坏，一些革命文物的保护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加快；
文物建筑火灾事故多发，盗窃盗掘等文物犯罪屡打不止；
文物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
文物拓展利用不够，文物保护管理的能力建设有待加强。
面对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和突出问题，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的文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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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严格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精心保护好历史文化金名片，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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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文物保护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公平对待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拓宽人民群众参与渠道，共享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文物资源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提升文化素养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共享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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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保护文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文物工作服务大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的关系，充分发挥文物资源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始终坚持文物工作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全市中心工作，统筹协调文物保护利用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的关系，充分发挥文物资源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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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破除影响文物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不断提升文物工作的管理水平、科技水平和服务质量。
更新观念，协同创新，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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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文物法律法规体系，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强化责任追究。
推动完善文物法规规章体系，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强化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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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文物事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到2020年，文物基础工作水平全面提升，重点领域文物保护实现突破性进展，“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充分彰显，文物事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北京历史文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市民文化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文物资源状况全面摸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良好，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明显改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措施得到落实；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进一步加强，珍贵文物较多的博物馆藏品保存环境全部达标；
涵盖老城、中心城区、市域和京津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基本建立。
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和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文物展示利用手段和形式实现突破；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覆盖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的四级文物工作体系建立健全。
主体多元、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博物馆体系日臻完善，馆藏文物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文博创意产业持续发展，有条件的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实现向公众开放，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社会教育作用更加彰显；
具有北京特色的地方文物法规规章体系、行业标准体系和诚信体系基本形成。
文物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完备，文物保护理论架构基本确立，行业标准体系和诚信体系基本形成；
文物执法督察体系基本建立，执法力量得到加强，安全责任体系更加健全，安全形势明显好转；
文物资源状况全面摸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良好，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存状况明显改善。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格局基本形成，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文物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主体多元、结构优化、展陈精良、开放包容、富有活力的首都博物馆体系日臻完善。
文博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文物交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文物交易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作用日益彰显。
文物保护和文物安全执法专业力量显著增强，人才培养和教育培训体系健全完善。
文物安全防护、展示利用、勘探发掘等方面的科技含量、装备水平和工作效能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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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敬重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依法履行管理和监督责任。
各级政府要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把文物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把文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要建立健全由主管领导牵头的文物工作协调机制和文物保护责任评估机制，每年至少专题研究一次文物工作，对本行政区域的文物保存状况检查评估一次；
建立健全文物保护责任评估机制，每年对本行政区域的文物保存状况进行一次检查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要支持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优化职能配置，加强队伍建设。
（二）强化主管部门职责。
(二)强化文物行政部门的监管责任
要支持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加强文物行政机构建设，优化职能配置。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依法履行监管责任。
市级文物行政部门依法组织、协调、指导、推进和管理全市文物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地文物工作实际，明确相关机构承担文物保护管理职能。
各区文物行政部门要依法推进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进一步落实街道(乡镇)文物安全责任，指导社区(村)文物安全保护工作。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职能，强化监管，守土尽责，敢于担当。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牵头梳理明确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依法督促其切实承担对所管理使用文物的修缮、保养和安全责任。
各地要建立由主管领导牵头的文物工作协调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履行依法承担的保护文物职责。
国有文物的使用人和收藏单位、非国有文物的所有人对文物保护负有直接责任，要依法履行文物管理、修缮、保养、安全等责任，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依法使用文物。
在有关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项目中，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文物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
同时，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人的上级主管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切实落实好文物工作的领导责任。
建立文物、文化、公安、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旅游、宗教、海洋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行政执法联动机制，针对主要问题适时开展联合检查和整治行动。
发挥全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公安、海关、工商、海洋、文物等部门和单位要保持对盗窃、盗掘、盗捞、倒卖、走私等文物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完善严防、严管、严打、严治的长效机制，结案后应及时向文物行政部门移交涉案文物。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依法履行所承担的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积极支持配合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建立文物行政部门和公安、司法机关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
建立文物行政部门同监察、公安、司法机关和海关等单位的案情通报、案件移送、涉案文物移交等机制。
工业和信息化、文物等部门和单位要共同推进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发展。
教育部门要在文物工作急需人才培养方面给予支持和倾斜。
全面做好七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本体保护、周边环境整治和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工作。
持续推进“平安故宫”工程，实施周口店遗址保护工程，编制颐和园、天坛、长城(北京段)、明十三陵文物保护规划；
完善文物认定标准，规范文物调查、申报、登记、定级、公布程序。
本着“保护、传承、利用”的原则，编制大运河文化带保护规划和行动计划，做好沿线文物保护。
抓紧制定不可移动文物的降级撤销程序和馆藏文物退出机制。
按照世界文化遗产标准，进一步加大对中轴线沿线文物的保护力度，实施中轴线古建筑群修缮工程，把文物修缮同改善环境质量和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有机结合起来，为申遗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建立国家文物资源总目录和数据资源库，全面掌握文物保存状况和保护需求，实现文物资源动态管理，推进信息资源社会共享。
发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的统筹协调和规划保护作用，打通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环境整治等工作环节，实现文物修缮保护和城市发展同规划、同部署、同实施。
对存在重大险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及时开展抢救性保护，在项目审批上开辟“绿色通道”，在资金安排上予以保障；
坚决落实“老城不能再拆了”的要求，结合非首都功能疏解、棚户区改造和环境综合整治，研究制定文物腾退方案和腾退清单，确定一批以明清皇家坛庙、王府和濒危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的核心区文物腾退和保护修缮项目，采取产权置换、异地安置等方式，平稳有序推进腾退修缮工作；
组织实施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和示范意义的文物保护重点项目；
加大对四合院和胡同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处理好文物腾退保护与降低人口密度、改善人居环境、开放展示之间的关系，厚实底蕴、提升文气、留住人气。
加强文物日常养护巡查和监测保护，提高管理水平，注重与周边环境相协调，重视岁修，减少大修，防止因维修不当造成破坏。
加强历史文化名园和宗教活动场所中文物的管理、修缮和保护，历史上曾是宗教活动场所，现属文物、旅游、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不可移动文物，除依法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并交由宗教界依法管理使用的之外，腾退修缮后要作为公共服务场所向社会开放。
文物保护工程要遵循其特殊规律，依法实行确保工程质量的招投标方式和预算编制规范。
在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统筹领导下，深入研究阐释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个文化带”概念范畴、文化内涵和发展脉络，编制整体保护利用实施方案，统筹推进区域内文物研究阐释和保护利用、基础设施改造建设、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保护方面，以昌平区白浮泉，海淀区万寿寺、延庆寺，西城区积水潭、什刹海，朝阳区永通桥，通州区通州古城、张家湾古镇、“三庙一塔”和通惠河、玉河古道、古闸等为修缮保护重点；
长城文化带建设保护方面，以延庆区八达岭区域为核心积极推动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昌平区南口、怀柔区箭扣、密云区古北口、平谷区红石门等长城段落为修缮保护重点；
开展水下考古调查，基本掌握水下文物整体分布和保存状况，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实施一批水下文物保护重点工程，加快建设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南海基地，研究建立涵括水下文化遗产的海洋历史文化遗址公园。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保护方面，以海淀区“三山五园”、北法海寺，石景山区八大处、模式口，门头沟区京西古道及沿线村落、潭柘寺、戒台寺，房山区云居寺、张坊古战道、上方山诸寺，以及永定河沿岸文物遗存等为修缮保护重点。
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工作，加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统筹推进圆明园、周口店、琉璃河三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完善整体规划，持续推进区域内考古发掘、调查研究工作，依法依规实施保护性修缮和修复，推动有条件的区域向社会开放。
高度重视城市改造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突出工作重点，区分轻重缓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村镇、街区和传统村落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护，防止拆真建假、拆旧建新等建设性破坏行为；
实施通州西汉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工程，建设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及配套博物馆、考古工作站。
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和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推进房山区金陵和大白玉塘采石厂遗址、大兴区团河行宫遗址、平谷区上宅文化遗址、延庆区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等区域性遗址的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
不可移动文物不得擅自迁移、拆除，因建设工程确需迁移、拆除的，应当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实施明北京城城墙遗存、元大都城墙遗址、金中都城遗迹、金中都太液池遗址以及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古城垣遗址保护工程。
做好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搞好配合，提高时效。
积极推进重大课题考古发掘、田野考古调查和公众考古活动。
研究制定文物保护补偿办法，依法确定补偿对象、补助范围等内容。
利用公益性基金等平台，采取社会募集等方式筹措资金，解决产权属于私人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维修的资金补助问题，使文物所有者和使用者更好地履行保护义务。
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编制北京地区革命文物保护规划，建立资源目录和数据库。
对东城区北大红楼、西城区李大钊故居、海淀区香山革命文物群、丰台区卢沟桥和宛平城、门头沟区平西抗战遗址、通州区平津战役指挥部、顺义区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平谷区鱼子山和桃棚抗战遗址、延庆区平北抗战遗址等重要史迹、重要纪念场所，组织开展文物腾退和周边环境整治，实施主题性修缮。
要将文物行政部门作为城乡规划协调决策机制成员单位，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将文物保护规划相关内容纳入城乡规划。
加强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调查研究，做好朝阳区国营718联合厂、丰台区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石景山区首都钢铁公司和门头沟区京西煤矿等的保护利用。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统筹指导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公布实施。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及时核定本行政区域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依法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通过政务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高度重视城市改造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妥善处理好文物保护同疏解整治促提升之间的关系，防止拆真建假、拆旧建新等建设性破坏行为。
严格落实《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完成本市第二批地下文物重点监测区划定。
实施馆藏文物修复计划，及时抢救修复濒危珍贵文物，优先保护材质脆弱珍贵文物，分类推进珍贵文物保护修复工程，注重保护修复馆藏革命文物。
在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实施前，做好地上文物保护和地下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
实施预防性保护工程，对展陈珍贵文物配备具有环境监测功能的展柜，完善博物馆、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监测和调控设施，对珍贵文物配备柜架囊匣。
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建设项目，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
要为处于地震带的博物馆的珍贵文物配置防震保护设备。
健全完善本市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制度，加大对考古勘探发掘的支持力度。
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程，征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物，记录时代发展，丰富藏品门类。
加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建立本市第一批市级传统村落名录，实施对密云区古北口镇、门头沟区爨底下村、房山区水峪村、顺义区焦庄户村等的修缮保护和环境整治。
实施文物平安工程，完善文物建筑防火和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石刻防盗防破坏设施，切实降低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风险。
完善国有可移动文物登录制度，建立全市可移动文物登录管理平台。
夯实基层文物安全管理，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文物安全管理网络，逐级落实文物安全责任；
推动非国有可移动文物登录工作，鼓励国有博物馆展出非国有可移动文物。
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作用，完善文物保护员制度，推行政府购买文物保护服务，逐处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单位或责任人。
分类推进珍贵文物保护修复工程，及时抢救修复濒危珍贵文物，注重保护修复馆藏革命文物。
实施文物预防性保护工程，完善文物保存、监测和调控设施，提升文物库房标准化管理水平。
指导和支持城乡群众自治组织保护管理使用区域内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用好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向社会开放并提供查询服务。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鼓励向国家捐献文物及捐赠资金投入文物保护的行为。
对社会力量自愿投入资金保护修缮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可依法依规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期限的使用权。
培育以文物保护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发挥文物保护志愿者作用。
完善京津冀文物协同保护机制，联合开展古文化、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共同推动大运河、皇家园林、皇家陵寝的研究保护利用，推进京张铁路遗址遗迹保护利用。
落实《长城保护工作框架协议》，发挥“长城保护联盟”作用，推进京津冀区域内长城保护利用。
制定文物公共政策应征求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社会公众的意见，提高公众参与度，形成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新格局。
（一）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一)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挖掘研究文物价值内涵，以物知史，以物见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文明风尚。
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深入挖掘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支持文物史料征集和重点项目学术研究，推动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有机结合，策划推出一批反映历史变迁、阐发文化精髓、具有鲜明教育作用和影响力的优质展览。
推出一批具有鲜明教育作用、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陈列展览、文物影视节目和图书等多媒体出版物。
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平台，创新表达方式，推出文物主题的视听节目、出版物和多媒体产品，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文明风尚。
推动建立中小学生定期参观博物馆的长效机制，鼓励学校结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建立中小学生定期参观博物馆的长效机制，推动博物馆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
（二）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服务。
(二)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服务
完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将更多的博物馆纳入财政支持的免费开放范围。
统筹规划博物馆建设布局，完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
积极配合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推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都博物馆建设世界知名博物馆。
加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博物馆建设，促进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和房山区刘济墓遗址博物馆，推动建设重要遗址博物馆、重要行业博物馆。
研究制定鼓励支持乡村(社区)博物馆建设的指导意见。
推动博物馆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完善服务标准，提升基本陈列质量，提高藏品利用效率，促进馆藏资源、展览的共享交流。
加大对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支持和规范力度，探索多元主体合作办馆。
实施智慧博物馆项目，推广生态博物馆、流动博物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社区博物馆。
完善博物馆免费开放制度，建立免费开放运行绩效评估管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将更多的博物馆纳入各级财政支持的免费开放范围。
提升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展示利用水平，拓宽近现代文物的利用方式。
改善文物收藏展示单位服务设施和接待条件，提升基本陈列质量，提高藏品利用效率。
推动有条件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使用的文物保护单位定期或部分对公众开放。
加强和规范讲解工作，优化预约登记、票务管理、信息咨询等服务，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文化服务。
（三）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文物资源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丰富城乡文化内涵，彰显地域文化特色，优化社区人文环境。
大力发展文博创意产业，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历史内涵、文化元素和时代价值，延伸文博创意产业链条，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积极稳妥推进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试点，扩大引导文化消费。
发挥文物资源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壮大旅游业中的重要作用，打造文物旅游品牌，培育以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为支撑的体验旅游、研学旅行和传统村落休闲旅游线路，设计生产较高文化品位的旅游纪念品，增加地方收入，扩大居民就业。
鼓励众创、众筹，开发原创文化产品，打造文化创意品牌。
实行文物保护的分类管理、精准管理，针对城市、乡村、荒野等不同地域，以考古勘探等工作为基础，合理划定古遗址的保护区划；
发挥文物资源在促进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培育以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为支撑的体验旅游、研学旅行、定制旅游和传统村落休闲旅游，打造首都文物旅游品牌，推动经济发展。
对传统村落中的文物建筑分别实行整体保护、外貌保护、局部保护，实现文物保护与延续使用功能、改善居住条件相统一。
鼓励支持国有博物馆和其他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引入市场机制举办专题展览。
切实加强文物市场和社会文物鉴定的规范管理，积极促进文物拍卖市场健康发展。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文物收藏展示单位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更加注重实用性，更多体现生活气息，延伸文博衍生产品链条，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进一步调动博物馆利用馆藏资源开发创意产品的积极性，扩大引导文化消费，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完善文物市场管理法规标准，落实文物、商务、文化、工商、税务、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文化执法等部门的文物市场监管责任，建立完善多部门协调配合的联合监管机制。
鼓励众创、众筹，以创新创意为动力，以文博单位和文化创意设计企业为主体，开发原创文化产品，打造文化创意品牌，为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研发、经营等活动提供指导和便利条件。
建立文物购销及拍卖信息管理系统、文物市场监督管理平台和文物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与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共享信息；
实施“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支持和引导企事业单位通过市场方式让文物活起来，丰富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
定期发布严重失信“黑名单”，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事务，扩大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形成文物交流双边、多边合作机制。
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双边协定，通过外交、司法、民间等多种形式推进非法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与返还。
拓宽文物对外展示传播渠道，加强文物与外交、文化、海洋等部门和单位联动。
全面提升各级各类博物馆的对外接待服务能力，配合中央重大外交活动和本市外事活动，加大对文物“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友好城市、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平台载体，拓宽文物对外展示传播渠道，在相关国家举办特色展览，并积极引进一批高水平展览。
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物保护领域的实质性合作。
积极推进文物修复、遗产保护、展览策划、运营管理、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对外交流合作。
任何文物利用都要以有利于文物保护为前提，以服务公众为目的，以彰显文物历史文化价值为导向，以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为底线。
加强文物法律法规和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普及，切实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和执行文物保护法的自觉性。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不得将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管理机构整体交由企业管理。
严格落实文物安全管理责任制，明确文物管理单位安全防护主体责任，形成政府分级负责、部门依法监管、文物管理者和使用者严格履责的文物安全管理工作格局。
实施文物平安工程，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安全防范措施。
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中心城区部分文物的安全隐患，解决远郊区田野石刻文物监管困难问题。
加快推进文物保护法、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修订工作。
实施政府购买文物保护服务，探索在文物资源密集区域和文物安全重点区域设立基层文物保护员。
省级人民政府和具有立法权的市级人民政府要推动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规章制修订工作，健全法治保障体系。
推动本市文物保护法规规章修订完善工作，健全法治保障体系。
把文物安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建立健全文物与公安、规划国土、环保、住房城乡建设、文化、旅游、工商、安全监管、城管执法等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文物违法犯罪行为。
加强层级监督，依法对地方履行文物保护职责情况进行督察，对重大文物违法案件和文物安全事故进行调查督办，集中曝光重大典型案例，对影响恶劣的要约谈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
完善案件分级管理、应急处置机制，推进执法重心下移。
强化预防控制措施，加大执法巡查和文物督察力度，及时督促整改隐患、制止违法行为。
市级文物行政部门要对重要案件和重大安全事故实施挂牌调查督办，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对影响恶劣的要约谈属地区政府负责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一步加强文物执法工作，落实执法责任。
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因不依法履行职责、决策失误、失职渎职导致文物遭受破坏、失盗、失火并造成一定损失的，要依纪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要依法履行好行政执法职能，也可通过委托由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或其他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担文物执法职能。
文物资源密集、安全形势严峻的地方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专门的警务室。
文物行政部门要强化预防控制措施，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及时制止违法行为；
造成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文物保护单位损毁、灭失的，要依法追究实际责任人、单位负责人、上级单位负责人和属地政府负责人的责任。
建立案件分级管理、应急处置、挂牌督办等机制，建设文物执法管理平台。
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终身追责。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因不依法履行职责、决策失误、失职渎职导致文物遭受破坏、失盗、失火并造成一定损失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造成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文物保护单位损毁、灭失的，要依法追究实际责任人、单位负责人、上级单位负责人和当地政府负责人的责任。
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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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文物保护法的学习宣传纳入普法教育规划，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教学内容。
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和单位要主动做好文物保护法的宣传普及工作。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将文物保护法的宣传普及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常抓不懈，切实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和执行文物保护法的自觉性。
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将文物保护规划相关内容纳入城乡规划，科学编制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重视岁修，减少大修，注重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建立健全文物、博物馆、考古等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行为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
各级政府要及时核定本行政区域相应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进一步加强文物“四有”工作，确保文物保护单位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有专门管护机构、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把文物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要将国有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范畴，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多措并举，落实保护资金的投入。
市区两级政府要把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支持保障重点项目、重大工程有序推进。
探索对文物资源密集区的财政支持方式，在土地置换、容积率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要遵循文物工作规律，建立符合文物保护利用实际的资金使用和管理制度，增强资金使用的针对性、有效性。
统筹安排和使用本市文物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加大对文物资源密集地区的资金支持力度，研究制定文物保护补偿办法。
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探索开发文物保护保险产品，拓宽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利用的渠道。
安排资金支持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和文博对外交流合作。
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文物保护与现代科技融合创新。
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推动文物保护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相融合，建成2至3个世界一流的文物保护修复研究机构。
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重点支持文物价值认知、保护修复和传统工艺科学化、考古综合技术、大遗址展示利用、文物预防性保护、智慧博物馆等方面的科技攻关，突破一批共性、关键、核心技术；
加强文博单位与国内外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重点支持文物价值认知、古建筑修缮保护、大遗址保护利用、文物保护和考古科技装备、文物安全防护信息互联互通、可移动文物科技鉴定和保护修复、智慧博物馆建设等方面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形成系统解决方案。
针对土遗址、彩塑壁画、石质文物、纸质文物、纺织品的保护，实施一批重点科技示范工程，形成系统解决方案；
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创新工作机制，在重点方向成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全面提升集成创新、区域创新能力。
支持文物领域优秀杰出人才申报本市重点人才工程和重要人才项目。
加强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文物保护项目与人才培养联动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加快重要和急需标准制修订，支持有关企业、行业标准的制订，完善文物保护准则，进一步推广应用文物保护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提升文物工作标准化、科学化水平。
加强基层一线文物保护管理、行政执法人员配备和教育培训。
深入推进国有博物馆和文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绩效激励力度，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基层岗位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倾斜。
实施人才培养“金鼎工程”，加快文博领军人才、科技人才、技能人才、复合型管理人才培养，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基本适应文物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
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文物大省的专业人才，实施保护项目与人才培养联动战略，加快文物保护修复、水下考古、展览策划、法律政策研究等紧缺人才培养。
研究制定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办法，提高公众参与度，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文物公共政策的意见建议，及时回应文物保护方面的社会关切。
支持有条件的群众自治组织保护管理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加强县级文物行政执法、保护修复等急需人才培训，适当提高市县文博单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对社会力量自愿修缮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可依法依规在不改变所有权前提下，给予一定期限使用权。
加大非国有博物馆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培训力度，完善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员评价制度，加强高等院校、职业学校文物保护相关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
鼓励民间合法收藏文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物征集，鼓励向国家捐献文物及捐赠资金投入文物保护的行为。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本指导意见要求，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大力培育以文物保护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文物保护志愿者作用，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进一步发展壮大博物馆志愿者队伍，提升志愿者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各区人民政府、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本实施意见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具体措施，认真抓好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