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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36号）转发给你们，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办发〔2016〕36号文有关要求，围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各项扶持政策和措施，在确保履行好公益服务职能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的前提下，充分调动文化文物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的积极性。
同时要加强对文化文物单位的规范引导，推动其根据自身馆藏资源，采取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进行开发，防止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特别是要避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和文化价值脱节。
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符合条件的部分省级、副省级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可向省文化厅申请开展开办符合发展宗旨、以满足民众文化消费需求为目的的经营性企业试点。
各试点单位要在确保公益目标、保护好国家文物、做强主业的前提下，结合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工作，在开发模式、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经营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有利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体制机制。
试点单位要依托馆藏资源、形象品牌等要素，通过版权授权开发、合作开办企业等模式，加强与创意设计、工艺制作、营销渠道等社会力量及开发投资机构、文创企业的深度合作，提升创意能力和设计水平，共同开发适应现代生活、满足多样化文化需求的优秀文化创意产品，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要以文化会展、文化产权交易所、文物商店、文创产品创新设计中心、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等为平台，搭建集产品开发、生产、推广及版权交易为一体的营销网络，培育具有广东特色、文化内涵丰富、体现现代潮流的文化创意产品品牌。
要创新推广理念、方式，推动“文化+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和营销渠道。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拓宽文化创意产品的展示传播渠道，将优秀文化创意产品纳入“文化走出去”及对外贸易的范畴。
在开展文化交流、经贸合作、地方形象和旅游推广活动中，优先选择优秀文化创意产品作为本地区品牌形象进行宣传。
要积极落实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项目纳入相关专项资金的扶持范围，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企业纳入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范围，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设计人才纳入文化人才扶持计划，切实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加大文化创意产品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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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文物工作，进一步发挥文物资源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
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
加强文物保护，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文物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进一步增强，文物保护基础工作不断夯实，资源状况基本摸清，保护经费和保护力量持续增长，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博物馆建设步伐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高，文物利用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文物拍卖市场管理逐步规范，文物对外交流合作日益扩大，文物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
为深入发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有关要求，现提出以下意见。
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的矛盾日益显现，随着文物数量大幅度增加，文物保护的任务日益繁重，文物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
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法治观念有待提升，文物保护的配套法规体系尚需完善；
文化文物单位主要包括各级各类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纪念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其他文博单位等掌握各种形式文化资源的单位。
一些地方履行文物保护的责任不到位，法人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文化文物单位馆藏的各类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博大精深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因自然和人为因素遭到破坏，一些革命文物的保护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加快；
依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是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是增强文化文物单位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服务内容的必然要求，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陈出新、以文化人，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建筑火灾事故多发，盗窃盗掘等文物犯罪屡打不止；
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文物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
要在履行好公益服务职能、确保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的前提下，调动文化文物单位积极性，加强文化资源系统梳理和合理开发利用；
文物拓展利用不够，文物保护管理的能力建设有待加强。
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促进优秀文化资源实现传承、传播和共享；
面对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和突出问题，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的文物工作。
要充分运用创意和科技手段，注意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文化资源与现代生产生活相融合，既传播文化，又发展产业、增加效益，实现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
力争到2020年，逐步形成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文化创意产品体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具备条件的文化文物单位应结合自身情况，依托馆藏资源、形象品牌、陈列展览、主题活动和人才队伍等要素，积极稳妥推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促进优秀文化资源的传承传播与合理利用。
鼓励文化文物单位与社会力量深度合作，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拓宽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投资、设计制作和营销渠道，加强文化资源开放，促进资源、创意、市场共享。
政府在文物保护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公平对待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拓宽人民群众参与渠道，共享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鼓励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以创新创意为动力，以文化创意设计企业为主体，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打造文化创意品牌，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研发、生产、经营等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始终把保护文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文物工作服务大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的关系，充分发挥文物资源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鼓励企业通过限量复制、加盟制造、委托代理等形式参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努力形成多渠道投入机制。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破除影响文物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更新观念，协同创新，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推进文化文物单位各类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分类整理和数字化进程，明确可供开发资源。
用好用活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
完善文物法律法规体系，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强化责任追究。
鼓励依托高新技术创新文化资源展示方式，提升体验性和互动性。
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支持数字文化、文化信息资源库建设，用好各类已有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平台，面向社会提供知识产权许可服务，促进文化资源社会共享和深度发掘利用。
到2020年，文物事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广泛应用多种载体和表现形式，开发艺术性和实用性有机统一、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文物资源状况全面摸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良好，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明显改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措施得到落实；
结合构建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的长效机制，开发符合青少年群体特点和教育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进一步加强，珍贵文物较多的博物馆藏品保存环境全部达标；
鼓励开发兼具文化内涵、科技含量、实用价值的数字创意产品。
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和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文物展示利用手段和形式实现突破；
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设计机构、高等院校、职业学校等开展合作，提升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水平。
主体多元、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博物馆体系日臻完善，馆藏文物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文博创意产业持续发展，有条件的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实现向公众开放，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社会教育作用更加彰显；
文物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完备，文物保护理论架构基本确立，行业标准体系和诚信体系基本形成；
创新文化创意产品营销推广理念、方式和渠道，促进线上线下融合。
支持有条件的文化文物单位在保证公益服务的前提下，将自有空间用于文化创意产品展示、销售，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在国内外旅游景点、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等开设专卖店或代售点。
文物执法督察体系基本建立，执法力量得到加强，安全责任体系更加健全，安全形势明显好转；
综合运用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积极发展社交电商等网络营销新模式，提升文化创意产品网络营销水平，鼓励开展跨境电子商务。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格局基本形成，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文物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配合优秀文化遗产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企业，加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和推广。
鼓励结合陈列展览、主题活动、馆际交流等开展相关产品推广营销。
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敬重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依法履行管理和监督责任。
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把文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促进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设计企业提升品牌培育意识以及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积极培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文化创意品牌。
建立健全文物保护责任评估机制，每年对本行政区域的文物保存状况进行一次检查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依托重点文化文物单位，培育一批文化创意领军单位和产品品牌。
要支持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加强文物行政机构建设，优化职能配置。
支持文化资源与创意设计、旅游等相关产业跨界融合，提升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水平，开发具有地域特色、民族风情、文化品位的旅游商品和纪念品。
县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地文物工作实际，明确相关机构承担文物保护管理职能。
推动优秀文化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更多融入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公共艺术的规划设计，丰富城乡文化内涵，优化社区人文环境，使城市、村镇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文化气息浓郁的人文空间。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职能，强化监管，守土尽责，敢于担当。
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作为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发展、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
鼓励依托优秀演艺、影视等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延伸相关产业链条。
各地要建立由主管领导牵头的文物工作协调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履行依法承担的保护文物职责。
在有关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项目中，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文物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
建立文物、文化、公安、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旅游、宗教、海洋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行政执法联动机制，针对主要问题适时开展联合检查和整治行动。
鼓励具备条件的文化文物单位在确保公益目标、保护好国家文物、做强主业的前提下，依托馆藏资源，结合自身情况，采取合作、授权、独立开发等方式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发挥全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公安、海关、工商、海洋、文物等部门和单位要保持对盗窃、盗掘、盗捞、倒卖、走私等文物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完善严防、严管、严打、严治的长效机制，结案后应及时向文物行政部门移交涉案文物。
逐步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纳入文化文物单位评估定级标准和绩效考核范围。
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建立文物行政部门和公安、司法机关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
文化文物事业单位要严格按照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政策规定，坚持事企分开的原则，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公益服务分开，原则上以企业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
工业和信息化、文物等部门和单位要共同推进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发展。
其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的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可用于加强公益文化服务、藏品征集、继续投入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等。
教育部门要在文物工作急需人才培养方面给予支持和倾斜。
国有文化文物单位应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收益在相关权利人间的合理分配机制。
促进国有和非国有文化文物单位之间在馆藏资源展览展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鼓励具备条件的非国有文化文物单位充分发掘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同等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完善文物认定标准，规范文物调查、申报、登记、定级、公布程序。
抓紧制定不可移动文物的降级撤销程序和馆藏文物退出机制。
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原则，在国家级、部分省级和副省级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中开展开办符合发展宗旨、以满足民众文化消费需求为目的的经营性企业试点，在开发模式、收入分配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
建立国家文物资源总目录和数据资源库，全面掌握文物保存状况和保护需求，实现文物资源动态管理，推进信息资源社会共享。
试点名单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确定，或者由省级人民政府文化文物部门确定并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备案。
允许试点单位通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方式投资设立企业，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
对存在重大险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及时开展抢救性保护，在项目审批上开辟“绿色通道”，在资金安排上予以保障；
试点单位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单位批准，可以兼职到本单位附属企业或合作设立的企业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活动；
组织实施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和示范意义的文物保护重点项目；
涉及的干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等问题，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加强文物日常养护巡查和监测保护，提高管理水平，注重与周边环境相协调，重视岁修，减少大修，防止因维修不当造成破坏。
参照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有关政策完善引导扶持激励机制。
文物保护工程要遵循其特殊规律，依法实行确保工程质量的招投标方式和预算编制规范。
探索将试点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核定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业绩挂钩，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明显成效的单位可适当增加绩效工资总量，并可在绩效工资总量中对在开发设计、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按规定予以奖励。
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通过现有资金渠道，进一步完善资金投入方式，加大对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的支持力度。
研究论证将符合条件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项目纳入专项建设基金支持范围。
开展水下考古调查，基本掌握水下文物整体分布和保存状况，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实施一批水下文物保护重点工程，加快建设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南海基地，研究建立涵括水下文化遗产的海洋历史文化遗址公园。
认真落实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等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支持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工作，加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纳入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支持和服务范围。
面向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企事业单位，培育若干骨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示范单位，加强引领示范，形成可向全行业推广的经验。
高度重视城市改造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突出工作重点，区分轻重缓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村镇、街区和传统村落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护，防止拆真建假、拆旧建新等建设性破坏行为；
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企业纳入各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范围。
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和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强化文化市场监管和执法，加大侵权惩处力度，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不可移动文物不得擅自迁移、拆除，因建设工程确需迁移、拆除的，应当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创新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机制，用机制创新干事。
做好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搞好配合，提高时效。
研究制定文物保护补偿办法，依法确定补偿对象、补助范围等内容。
发挥国家级文化文物单位和骨干企业作用，支持实施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项目，搭建面向全行业的产品开发、营销推广、版权交易等平台。
利用公益性基金等平台，采取社会募集等方式筹措资金，解决产权属于私人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维修的资金补助问题，使文物所有者和使用者更好地履行保护义务。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建设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生产园区基地。
实施“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遴选和培育一批“双创”空间，实施精品文物数字产品和精品展览数字产品推广项目。
要将文物行政部门作为城乡规划协调决策机制成员单位，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将文物保护规划相关内容纳入城乡规划。
充分发挥重点文化产业、文物展会作用，促进优秀文化创意产品的展示推广和交易。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统筹指导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
规范和鼓励举办产品遴选推介、创意设计竞赛等活动，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展示交易。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公布实施。
借助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国际展览展示交易活动、文物进出境展览和交流等平台，促进优秀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及时核定本行政区域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依法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通过政务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以高端创意研发、经营管理、营销推广人才为重点，同旅游、教育结合起来，加强对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人才的培养和扶持。
实施馆藏文物修复计划，及时抢救修复濒危珍贵文物，优先保护材质脆弱珍贵文物，分类推进珍贵文物保护修复工程，注重保护修复馆藏革命文物。
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纳入各类文化文物人才扶持计划支持范围。
实施预防性保护工程，对展陈珍贵文物配备具有环境监测功能的展柜，完善博物馆、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监测和调控设施，对珍贵文物配备柜架囊匣。
文化文物单位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企业要积极参与各级各类学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探索现代学徒制、产学研结合等人才培养模式，并为学生实习提供岗位，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要为处于地震带的博物馆的珍贵文物配置防震保护设备。
通过馆校结合、馆企合作等方式大力培养文化文物单位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人才。
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程，征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物，记录时代发展，丰富藏品门类。
支持文化文物单位建设兼具文化文物素养和经营管理、设计开发能力的人才团队，并通过多种形式引进优秀专业人才，进一步畅通国有和民营、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人才流动渠道。
鼓励开展中外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经营管理人才交流与合作，定期开展海外研习活动。
实施文物平安工程，完善文物建筑防火和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石刻防盗防破坏设施，切实降低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风险。
地方各级文化、发展改革、财政、文物等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要求，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加强对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的组织实施，做好宣传解读和相关统计监测工作。
夯实基层文物安全管理，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文物安全管理网络，逐级落实文物安全责任；
部门间、地区间要协同联动，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
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作用，完善文物保护员制度，推行政府购买文物保护服务，逐处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单位或责任人。
注意加强规范引导，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学论证，确保质量，防止一哄而上、盲目发展。
强化开发过程中的文物保护和资产管理，制定严格规程，健全财务制度，防止破坏文物，杜绝文物和其他国有资产流失。
指导和支持城乡群众自治组织保护管理使用区域内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研究机构等在行业研究、标准制定、交流合作等方面的作用。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鼓励向国家捐献文物及捐赠资金投入文物保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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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力量自愿投入资金保护修缮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可依法依规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期限的使用权。
培育以文物保护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发挥文物保护志愿者作用。
制定文物公共政策应征求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社会公众的意见，提高公众参与度，形成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新格局。
挖掘研究文物价值内涵，以物知史，以物见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文明风尚。
推出一批具有鲜明教育作用、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陈列展览、文物影视节目和图书等多媒体出版物。
推动建立中小学生定期参观博物馆的长效机制，鼓励学校结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完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将更多的博物馆纳入财政支持的免费开放范围。
加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博物馆建设，促进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推动博物馆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完善服务标准，提升基本陈列质量，提高藏品利用效率，促进馆藏资源、展览的共享交流。
实施智慧博物馆项目，推广生态博物馆、流动博物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社区博物馆。
提升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展示利用水平，拓宽近现代文物的利用方式。
推动有条件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使用的文物保护单位定期或部分对公众开放。
发挥文物资源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丰富城乡文化内涵，彰显地域文化特色，优化社区人文环境。
发挥文物资源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壮大旅游业中的重要作用，打造文物旅游品牌，培育以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为支撑的体验旅游、研学旅行和传统村落休闲旅游线路，设计生产较高文化品位的旅游纪念品，增加地方收入，扩大居民就业。
实行文物保护的分类管理、精准管理，针对城市、乡村、荒野等不同地域，以考古勘探等工作为基础，合理划定古遗址的保护区划；
对传统村落中的文物建筑分别实行整体保护、外貌保护、局部保护，实现文物保护与延续使用功能、改善居住条件相统一。
切实加强文物市场和社会文物鉴定的规范管理，积极促进文物拍卖市场健康发展。
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更加注重实用性，更多体现生活气息，延伸文博衍生产品链条，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进一步调动博物馆利用馆藏资源开发创意产品的积极性，扩大引导文化消费，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鼓励众创、众筹，以创新创意为动力，以文博单位和文化创意设计企业为主体，开发原创文化产品，打造文化创意品牌，为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研发、经营等活动提供指导和便利条件。
实施“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支持和引导企事业单位通过市场方式让文物活起来，丰富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
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事务，扩大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形成文物交流双边、多边合作机制。
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双边协定，通过外交、司法、民间等多种形式推进非法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与返还。
拓宽文物对外展示传播渠道，加强文物与外交、文化、海洋等部门和单位联动。
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物保护领域的实质性合作。
任何文物利用都要以有利于文物保护为前提，以服务公众为目的，以彰显文物历史文化价值为导向，以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为底线。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不得将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管理机构整体交由企业管理。
加快推进文物保护法、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修订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和具有立法权的市级人民政府要推动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规章制修订工作，健全法治保障体系。
加强层级监督，依法对地方履行文物保护职责情况进行督察，对重大文物违法案件和文物安全事故进行调查督办，集中曝光重大典型案例，对影响恶劣的要约谈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一步加强文物执法工作，落实执法责任。
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要依法履行好行政执法职能，也可通过委托由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或其他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担文物执法职能。
文物资源密集、安全形势严峻的地方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专门的警务室。
文物行政部门要强化预防控制措施，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及时制止违法行为；
建立案件分级管理、应急处置、挂牌督办等机制，建设文物执法管理平台。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因不依法履行职责、决策失误、失职渎职导致文物遭受破坏、失盗、失火并造成一定损失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造成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文物保护单位损毁、灭失的，要依法追究实际责任人、单位负责人、上级单位负责人和当地政府负责人的责任。
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
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技术审核质量负责制，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造成文物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要将文物保护法的学习宣传纳入普法教育规划，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教学内容。
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和单位要主动做好文物保护法的宣传普及工作。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将文物保护法的宣传普及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常抓不懈，切实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和执行文物保护法的自觉性。
建立健全文物、博物馆、考古等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行为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把文物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要将国有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范畴，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多措并举，落实保护资金的投入。
探索对文物资源密集区的财政支持方式，在土地置换、容积率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探索开发文物保护保险产品，拓宽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利用的渠道。
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文物保护与现代科技融合创新。
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重点支持文物价值认知、保护修复和传统工艺科学化、考古综合技术、大遗址展示利用、文物预防性保护、智慧博物馆等方面的科技攻关，突破一批共性、关键、核心技术；
针对土遗址、彩塑壁画、石质文物、纸质文物、纺织品的保护，实施一批重点科技示范工程，形成系统解决方案；
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创新工作机制，在重点方向成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全面提升集成创新、区域创新能力。
加快重要和急需标准制修订，支持有关企业、行业标准的制订，完善文物保护准则，进一步推广应用文物保护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提升文物工作标准化、科学化水平。
实施人才培养“金鼎工程”，加快文博领军人才、科技人才、技能人才、复合型管理人才培养，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基本适应文物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
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文物大省的专业人才，实施保护项目与人才培养联动战略，加快文物保护修复、水下考古、展览策划、法律政策研究等紧缺人才培养。
加强县级文物行政执法、保护修复等急需人才培训，适当提高市县文博单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加大非国有博物馆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培训力度，完善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员评价制度，加强高等院校、职业学校文物保护相关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本指导意见要求，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